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禚振西，有一顶“特别”的草帽：帽檐宽大，似雨伞，戴上可遮蔽全身。这顶帽子已陪伴了她10年。10年，却只是禚振西耀州窑考古生涯的一小段。

1961年首次见到耀州窑址出土的大批瓷片时，禚振西还是一个刚从高校毕业的23岁青年。而今天，这位84岁老者，仍在窑址上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。

黄堡、陈炉、玉华、立地坡等数十平方公里的遗址区，每一条沟、每一道梁、每一个田块，都留下了她反复勘察的脚印。

这就是禚振西，物质至简，精神丰盈。她一直高擎理想明灯，将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融入考古学术研究。1998年5月，禚振西到了退休年纪，按说可以回到儿子身边，颐养天年，但她退休不退岗，依然坚守在耀州窑博物馆，与书海、瓷片为伴，继续考古研究，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。

为什么甘坐“冷板凳”？“我始终有一种紧迫感。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存在局限性，还不能掌握耀州窑全貌。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，我希望能把耀州窑的脉络搞清楚！”禚振西的回答掷地有声。

对于耀州窑的定位问题，禚振西把科学严谨、实事求是作为工作基本要求，坚持大胆推测，用实证说话，构筑起耀州窑学术体系。在40多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中，她经常一边实地勘察发掘，一边深入研究考证，广泛查阅大量相关书籍资料，并自费到甘肃、宁夏、江苏、浙江等地的100多个耀州窑系及其他窑址考察调研。

2003年，已经65岁的禚振西在陈炉、立地坡等遗址考古时，每天沿着山路步行15至40多公里，辗转多个发掘点查看工程进度等，尽心尽力指导科学发掘。经过深入扎实的工作，揭示出唐至元明各时期耀瓷的特征，系统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，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。

同时，禚振西对耀州窑与柴窑关系进行深入研究，促成耀州青瓷复仿烧制。她主持编写了《唐代黄堡窑址》《五代黄堡窑址》《宋代耀州窑》等考古报告以及《陈炉耀州瓷精粹》《中国耀州窑》图录和《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》等8部专著，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。这些学术著作，已成为当今研究耀州窑文化、考古发掘、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、指导文物工作开展的重要参考，成为文博人才培养的宝典。

禚振西“蹲在考古坑里”研究，站在中国陶瓷史甚至世界陶瓷史的“肩膀”上看耀州窑，用她的话来说，“下有根基，上能拔高”。如今，她坚定匠心钻研、薪火相传的信心，致力于培育更多人才。

早在玉华窑、黄堡耀州窑考古发掘期间，禚振西就为年轻的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、遗址保护、文物修复等方面的知识讲授。在考古工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，她多次进行中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，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。她还频频受邀到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意大利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地讲学传业，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、陶瓷工艺大师及陶瓷创业能手。多年来，她一直精心指导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章，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。

“相识20多年，我觉得禚老师是学术上的巨人、指点迷津的老师，更是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榜样。通过老师的指点，我的业务技能逐渐提升。”耀州窑博物馆业务研究科工作人员、禚振西的学生石琳娜说。

在禚振西的影响下，小儿子杜文也打小在心底埋下了热爱历史的种子，目前在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，孙子也参与考古工作。

“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太多东西。比如一块耀州瓷片，从色泽、气孔、粗细度等可以看出原料的特性、加工方式。不同的文物代表了当时生产加工的水平，人们的审美意识、生活习惯和爱好。一定要好好保护文物，好好观察对比，深入研究，找出后面的历史真实来。”禚振西说，“几代人为了耀州窑做了大量工作，但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希望继续把铜川境内各个窑址内涵、窑口关系、历史背景等都搞清，完成相关报告，让耀州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。”

（陕西日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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